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刘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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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超级大时代，断裂性变化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不确定性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得更为复杂。经济形势面临深刻变化，社会结构面临巨大冲击，国际政治面临全面重构，新的理论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

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让我们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

在这个时代里，宏观经济学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对于金融失灵问题和宏观哲学的反思；二是长期停滞带来的对于低利率和经济停滞的反思；三是疫情和战争带来的对极端状态下各种经济运行指标和经济逻辑的反思；四是新技术带来的对微观假设和经济传递机制变化的反思。 这些挑战在不到15年内同时出现，是在其他时代里很难遇到的，这也引发了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重构。

实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就一直处于反思和争论之中。 其中一个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学家号称“科学”的经济政策为什么没有让我们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泰勒、伯南克、米什金、克鲁格曼、辜朝明、罗默等众多宏观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持久的讨论，围绕宏观政策和经济研究能否真正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危机，大家提出了一系列总结性或批判性的观点。

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从“极端不确定性”的视角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正是因为一整代宏观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极端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时，现代宏观经济模型才基本不起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主流经济学的模型被证明缺乏实用性。极端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特质，正是该方法失败的根源。

这一批评与罗默等人对于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批判可谓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这本书给出了更多的论据和现实案例，对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剖析，从而使得“经济模型适用的是完全平稳的‘小世界’，充斥极端不确定性的真实世界的背后不存在固定的概率分配”的观点更具冲击力和说服力。

《极端不确定性》，约翰·凯、默文·金著，傅诚刚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本书将落脚点放在了人们的决策行为和政策制定上

当然，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批判只是这本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作者关于“极端不确定性”思想在反思宏观经济学传统范式中的一个典型应用。 这本书的逻辑一以贯之，在对不确定性的本质进行重新阐释的基础上，从概率论、行为经济学、金融投资、宏观分析、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领域，分析了理论认知与极端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之间的逻辑偏差，也即作者反复强调的“小世界”推理与真实“大世界”的矛盾。同时，历史学的广阔视野和对真实世界的深刻洞察为这本书提供了极为扎实的支撑，历史事件、现实案例和经典著述在书中俯拾即是，令人耳目一新而又豁然开朗。

例如，除了经济学和金融学方面的素材，作者还列举了很多军事、科技、体育等领域的案例，以阐释不确定性与决策行为的关系。当然，对于一些案例的解读，不同的学者也许会见仁见智，但作者将这些故事穿插在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思想评述之中，无疑增加了可读性。

这本书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自然而然地将落脚点放在了人们的决策行为和政策制定上，作者认为，在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量化预测更容易使决策者误判，因此正视极端不确定性才能做出更优化的决策。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革、充满“不可知的未知”的当下，这本书应景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国际局势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提供可信的政策建议。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兼具了理论批判和现实指导的双重意义。

如果关注到两位作者默文·金与约翰·凯独特的从业经历，那么我们便不会对这本书的精彩感到惊讶。默文·金曾在英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担任教授，2003—2013年先后担任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和行长。约翰·凯曾担任英国财政研究所所长，并创办了一家颇为成功的咨询公司，还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首任院长。两位作者都是长期耕耘在研究领域和政策领域的资深学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历过“旋转门”的既懂学术又懂政策的典型智库专家。

因此，这部作品尽管在学理上的洞见极为专业，但并不给人以晦涩难懂之感，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讲故事”的写作水平。尤其是作为一位经历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决策者，默文·金很好地将他关于危机应对和政策制定的经验与对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反思进行了融合，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危机再认识的很多精彩论断。

这本书的译者傅诚刚长期在国际金融机构任职，也有在著名智库工作的经历，并且是一位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纵观全书，译文言辞准确而又通晓流畅，并且对书中大量的史料和文献的掌握也显示出译者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 因此，我很高兴为这本书作序予以推荐，并希望广大读者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在这个“极端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应对决策。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